中国引资 前路几何（上）

 　　专家圆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宗芳宇

　　毕马威中国交易咨询合伙人韩睿盛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刘英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教育学院副教授叶波

　　（排名不分先后）

　　根据商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下降0.1%，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引资金额下降，背后原因何在？如何破除制约投资的各种羁绊，提振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外商准入不断放宽能为我国吸引外资带来多大程度上的利好？特邀业内权威专家，就我国吸引外资的热点难点问题作出解析。

　　引资形势不可轻言悲观

　　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441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0.1%。这是否预示着我国全年吸引外资形势不甚乐观？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吸引外资的整体形势？

　　刘英奎：对上述数据无需刻意解读，更不代表我国吸收外资将长期下降。当前，我国吸收外资既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也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因此，短期内我国吸收外资的规模和增速既不会大幅增长，也不会大幅下降，将保持平稳态势。

　　当前我国扩大吸收外资面临的制约性因素如下：一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降低，外商投资动力下降；二是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分流了我国部分中低端制造业的外商投资；三是美欧力推再工业化计划，叠加美元加息及为企业降税等举措，增强了其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去年全球半数以上的外商投资重返发达经济体，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量因此受到影响。

　　然而，我国仍是引资热土，外商在华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一是经过多年培育，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高技术服务业的竞争优势正在形成，成为吸收外资新的热点领域；二是信息化、自动化产业迅猛发展，机器人在制造业、服务业的应用日益广泛，部分领域人工成本下降；三是服务业逐步开放，给扩大吸收外资带来利好；四是“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逐步优化，吸收外资比重提高；五是自贸试验区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领域扩大，已成为外商投资新的热点区域。

　　倪月菊：虽然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出现下降，但不能据此断言今年的引资形势不乐观。从国际看，业界对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好于去年，使得全球吸引外资信心指数有所提升。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5%，投资者对中国抱有更多信心。从国内看，我国发布了缩减至百项之内的2017版负面清单，并将在11个自贸试验区率先实施，我国对外商投资准入的开放度、透明度、可预见性将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加快了步伐，双方期待尽快达成一份富有雄心的成果。这些举措都彰显了我国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和继续加强吸引外资的决心。由此可见，今年我国引资环境好于前些年，仍具有较强引资魅力。

　　宗芳宇：我国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出现0.1%的负增长并不预示着未来引资形势不乐观。鉴于我国当前利用外资规模较大，投资流量在适度范围内的波动都是正常的。

　　现阶段，我国重点关注利用外资的结构和质量。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1.1%，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4%，表明我国在利用外资结构优化上取得了积极成效，前景广阔。

　　长期来看，我国利用外资的前景是乐观的。我国在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仍是跨国公司首要投资目的地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会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投资机会，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沃土。

　　叶波：今年是政府换届之年，市场观望情绪较重；国际经济形势也不明朗，美国处于政策调整期，欧盟“自顾不暇”，日本经济发展尚可，但历史因素使得中日经贸发展受阻。综合以上因素，预计今年我国吸引外资总额比去年略有下降。

　　面对上述形势，我国应在确保发展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做好公共服务和结构调整，将已出台的引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工业体系以及强有力的政府，吸引外资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韩睿盛：在上述时间内发生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是基于外商一年前所作的投资决策，因此这或许不能客观反映现实。我最近与一些跨国公司的高层进行了对话，了解到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仍然抱有信心和兴趣。当然，人力成本和合规成本上升使投资回报可能低于预期，这也是外商在作投资决策前需要考虑的因素。

　　引资羁绊如何破

　　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今年出现了负增长，要引起高度重视，必须破除制约投资的各种羁绊，提振国内外投资者信心。总理所言的羁绊包括哪些方面？应如何破除？

　　宗芳宇：根据2016年经合组织对62个国家和地区评价的跨境投资限制指数，我国排名倒数第四，在二十国集团中排名倒数第二。我国不断扩大开放、出台便利化政策，为何利用外资表现仍低于预期？我认为，我国当前在吸引外资领域存在两个“不适应”和一个“不确定”问题：地方政府不适应新制度、新政策、新模式，“不知如何为”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外资企业还不适应“国民待遇”，“超国民待遇”取消后，他们的反应比较大，正常的市场监管会被认定为采取了歧视性措施。“不确定”则表现为，我国推出的政策措施较为密集，调整的力度又较大，若解读宣传不到位，就会给外资企业造成我国政策调整随意性强、政策环境不稳定等印象，影响其投资决策。

　　有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完善引资模式和激励机制，着力抓好政策落地实施，强化既有政策解读宣传，提振外资企业投资信心。

　　刘英奎：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影响吸引外资的各种羁绊，既有制度政策方面的制约因素，也有政策执行中的不到位，还有市场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导致的外企经营困难。制度政策方面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市场和行业准入还有待进一步扩大对外资开放的程度。相较于整体开放程度较高的制造业而言，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服务领域的开放尚有较大潜力。在政策执行方面，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执法、科技研发项目参与、中央与地方政策的一致性等方面仍有改进空间。在一些领域，外资进入时仍面临“玻璃门”等隐性壁垒。政府应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提高管理效能。

　　叶波：当前制约我国吸引外资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服务业开放不够；二是国际法层面的保护不够，目前我国已签订的自贸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保护水平较低，并未将国企、环境保护、投资仲裁机制等国际法规则纳入其中；三是目前多国经济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对我国吸引外资产生了影响。

　　就此，我国可以考虑采取两大举措：一是适度借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规则，引入投资仲裁机制，赋予外国投资者起诉的权利；二是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进而推动美国、欧盟放松对中企的投资安全审查，扩大高新技术对华出口。

　　韩睿盛：对众多跨国公司而言，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市场，他们也将因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受到鼓舞。他们非常希望了解中国政府对吸引及鼓励外商投资背后的实质政策，并希望能够获得公平对待。这些都是跨国公司在对中国作出投资决策时重要考虑的因素。

　　倪月菊：影响我国吸引外资的羁绊包括以下几方面：从国际看，美国为加快“再工业化”步伐，以更优惠的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回归”，比如提出要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15%等。部分美国跨国公司可能回归本土，减少对华投资。同时，日本等国为了与美国新任总统“修好”，也会增加对美投资，间接影响对华投资。从国内看，我国引资正在由注重“量”向注重“质”转变，给外资的优惠政策逐步取消。同时，劳动要素成本大幅提升也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此外，中企经过多年发展，对外资企业的生产也有了替代能力。上述因素叠加导致了我国引进外资速度下降。这些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我国引资将进入缓慢增长期，对此要有充分认识，但不必过于担忧。

　　放宽外商准入提升引资魅力

　　在放宽外商准入方面，我国的改革进程不断提速。去年10月，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备案制度实施；今年6月28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发布，限制性措施减至63条，鼓励类条目增至348条。外商准入的不断放宽能为我国吸引外资带来多大程度上的利好？

　　刘英奎：上述政策的发布对我国吸引外资是重大利好，受到了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新《目录》进一步放宽了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其中，制造业取消了轨道交通运输设备、豆油等食用油脂加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新增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一栏，具体包括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设备研发与制造，3D打印设备关键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新增和修改的鼓励类条目将更好地促进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支持外资广泛参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新产业、先进制造业领域有望为制造业吸引外资提供新动力。与此同时，服务业和采矿业也取消了多个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外商投资将出现较快发展。

　　倪月菊：放宽外资准入是我国在吸引外资领域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经过三年多探索，负面清单不断缩短，并有望在今年推向全国。对外商而言，负面清单的内容适用审批管理，清单之外的事项采取备案管理，这就使外商对华投资更加公平、透明和可预期，便利化程度也大幅提升，增强了我国的引资魅力。鼓励类项目的增加能够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尽管目前制造业仍是绿地投资的首选，但外商投资已经开始从重工业向服务和技术转移，这一转变体现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加速转型。

　　宗芳宇：近年来，我国不断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致力于为外资企业打造更便利、开放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对我国在放宽外商准入上的努力是认可的，也作出了积极的投资回应，高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等引资取得较快增长。但同时，跨国公司对我国加快打造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仍有较大期待。中国美国商会《2017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表明，近七成美国企业希望我国开放更多市场。可以预见，外商准入的不断放宽能够给外资企业创造新机会、激发新动能，推动我国利用外资实现新增长。

　　韩睿盛：外资企业一直争取中国放宽外商准入的限制，他们对最新的进展感到鼓舞。我预期外资企业将会就如何进入这些行业作出评估，并将可能通过创立新公司或者收购行业内一些活跃的本地企业来进行投资。

　　叶波：我个人认为上述措施未必会有特别明显的效果，原因如下：首先，世界多国都有不少内部问题需要解决，无暇顾及外部；其次，投资行为不单纯是市场准入问题，涉及成本、环境等诸多因素，制度创新仅是其中一个因素；最后，投资是经济行为，我国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对稳定，因此依靠制度创新产生的效果不会很大。不过，我国依靠投入禀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在此背景下仍应坚持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