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引资 前路几何（下）

 　　专家圆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宗芳宇

　　毕马威中国交易咨询合伙人韩睿盛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刘英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教育学院副教授叶波

　　（排名不分先后）

　　上半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均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是否意味着中国引资已经进入“在华外资结构持续优化、‘有进有出’成为新常态”的新阶段？伴随着中国由“引资”时代进入“选资”时代，吸引外资策略是否会迎来调整？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未来中西部地区是否会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增量的主要来源地？本报特邀业内权威专家，解析中国吸引外资“棋局”。

　　引资政策调整初见成效

　　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099.9亿元人民币，占全国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为70.2%。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态势良好。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34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647.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4%。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在华外资结构持续优化、‘有进有出’成为新常态”的引资新阶段？

　　刘英奎：在外商投资总体微降的背景下，高技术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的吸收外资大幅增长，“有进有出”成为我国现阶段吸收外资的新常态。一方面，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持续优化，技术层次低、能源资源消耗大的外商企业渐次转移退出我国市场，近几年传统制造业领域外资企业对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转移即属此类；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精细化工等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养生养老、金融保险、健康医疗、教育等专业服务、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高技术服务业领域的外商投资，符合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成为外资政策鼓励进入的行业。

　　具有敏锐市场嗅觉的外资企业自然不会错过分享我国市场蛋糕的机遇，会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我国已发布的数据也如实反映了外资企业结构调整的轨迹：2016年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增长8%，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70.1%；房地产吸引外资下降31%；制造业整体吸引外资下降，其中劳动密集型比如纺织服装业下降32.6%，但高技术制造业增长3.6%。

　　倪月菊：从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的数据来看，尽管实际利用外资额有所下降，但结构明显优化。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我国引资的重点。高技术制造业中的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78.9%、149.4%和10.3%。高技术服务业中的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35.6%、13.9%和46.3%。我国引资政策和方向的调整已初见成效，引资进入双向流动的新阶段。

　　韩睿盛：高新技术及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与我们今年所见到的市场情况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原油价格下跌拉低了原料成本，使全球化工行业的盈利得以改善。在中国，“十三五”规划中引入的新环保政策将使拥有优良技术的企业竞争优势得以凸显，我预期这将推动更多外资企业在化工行业进行投资。

　　选资时代引资策略如何“画重点”？

　　随着中国由“引资”时代进入“选资”时代，您预计中国会怎样调整吸引外资策略？

　　刘英奎：预计未来我国吸引外资政策将朝四个方向调整：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尤其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对外资开放。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既可以促进服务业发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又可以优化发展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还可以服务百姓生活，满足市场需求，改善民生。支持外资参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向，也应是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方向之一。二是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应积极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和现代服务业领域，促进引资与引智引技相结合；同时，持续优化外资区域布局，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研究对中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行差异化、精准化的鼓励政策，鼓励外商扩大中西部地区投资，支持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三是外资政策继续向中性化发展，即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真正实现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四是营造更加公平、透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倪月菊：我国虽是全球外商投资的重要流入地，但已从“引资”时代进入“选资”时代，需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吸引外资战略：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引资政策，对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的高端外资实施差别优惠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助力我国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顶端延伸；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加大反垄断、反腐败和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扩大市场准入，为外资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此外，应支持中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以减少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实现双向投资互动、有序、良性发展。

　　叶波：我国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体系比较完整。在此背景下，我国在吸引外资层面会逐渐放开过去予以保护的服务业，让金融、电信等传统上由国企主导的服务业适度经受外国投资者的竞争。

　　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对上述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已经保护了很多年，相应领域的国企已经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二，目前美国等贸易伙伴在我国的服务业开放问题上一直颇有微词，认为我国没有充分履行入世承诺；第三，从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因为我国主要的大型国企多集中在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领域。

　　韩睿盛：我预期中国将继续在非限制领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继续鼓励在这些领域领先的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组成合资企业或联盟，相互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共促增长。

　　中西部引资后发优势不容小觑

　　就区域而言，中国经营成本提高的地区多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东部沿海地区。就您目前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是否仍具有较强的引资优势？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具有人力成本较低等优势，叠加“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未来中西部地区是否会成为中国吸引外资增量的主要来源地？如何让中西部地区更好地吸引外资？

　　刘英奎：不同的产业需要配套不同的要素。从要素成本看，东部地区劳动力价格一般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差异不太大，因为国内劳动力基本可以自由流动；东部地区的土地价格却大大高于中西部地区，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几倍甚至数十倍。综合来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不过，需要看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各有优势：东部地区要素成本高，但投资软硬环境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源以及相关产业配套，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更大。中西部地区除了要素成本低廉外，一些地区资源能源丰富，对发展资源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土地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环境容量要求较大的产业具有较大吸引力。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它们都具有吸引外资的潜力。

　　总体上看，近期东部地区仍是吸引外资的主力；从中长期看，中西部地区开放较晚，开发程度较低，具有后发优势，且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西部五个新设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推进，中西部地区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吸引外资环境不断优化，吸收外资的规模、结构以及在全国吸收外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将有较大提升。

　　倪月菊：着力打造先进高端制造业和现代优质服务业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双引擎”，因此，高端制造业和优质服务业是未来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方向。从这一点上看，毋庸置疑，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仍将是引资的重点地区。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成本优势，未来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因此，我们要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引导成本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减小这些产业外流的压力，同时这也有助于我国经济全区域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引资环境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增加了运输成本；二是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政府的服务意识、官僚作风及腐败现象等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甚至抵消了人力成本较低这项红利，致使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中西部地区必须努力“筑巢”，改善营商环境，才能吸引来更多的“金凤凰”。

　　叶波：就现状而言，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在吸引外资领域仍存在不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人工成本和政府的治理上。东部地区未来吸引外资的优势主要在于拥有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源、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以及区位优势。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势主要还是成本优势，上述现象可以用经济学上的“雁型模式”来解释。

　　未来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会在吸引外资领域展开差异化竞争。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吸引外资，做好制度创新也就是公共服务的工作，并且建设好基础设施，例如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等。

　　韩睿盛：外资企业关心人力成本的上升，但同时也希望能够接触到人才和客户群。在制造业领域，许多企业正越来越多地使用自动化设备，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削减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力成本优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西部地区发展迅速将为外资企业带来新市场，让他们接触到具有庞大购买力且快速增长的消费群体，因此外资企业也同样会被中西部地区所吸引。

　　我预期外资企业对华东地区的投资仍将继续，因为就技术和服务领域而言，华东地区仍是发展最迅速的地区，这些行业亦是外商投资的重点。